傅斯年是民国一位猛汉，他在民国反腐业绩昭彰，尤以炮轰大老虎、蒋介石妻舅宋子文，为后人所乐道。这里要说的是，1945年7月，傅斯年与黄炎培等5人被推选为代表飞赴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国共合作事宜。傅斯年在延安停留了几日，他与毛泽东两人单独聊了一夜，促膝相谈，未能促心相印。傅斯年参观了延安一个礼堂，见里面密密麻麻地挂满了各地送来的锦旗，“傅大炮”忍不住放炮了：“堂哉，皇哉。”傅斯年眼光或可称深邃，单从一个小小的、旁人熟视无睹的细节后面，发现一个大问题，语带机锋，把炮放了个响的。这桩公案，一直为人所乐道，为傅斯年形象增粉不少。

傅斯年以“堂哉皇也”作为一把尺子，以量政治人物，斯可称道。不过，不足服人的是，他这把尺子，平时是卷起来的，不太拿出来量人。比如说蒋介石，在大陆乃至在台湾，都是威权又威风的，如国民党党部并排挂着国父与蒋氏的领袖标准照；如念报告念到“蒋总裁”，犁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啪，并脚，立正……这般细节，傅斯年定然见得很多，却也未见对蒋总裁语带讥讽说一句“堂哉皇也”。

若说傅斯年以这般尺子量某人，不量某人，那么，胡适就是，不论你是此人，而是彼人，不论是我们这边的，还是敌人那边的，他的尺子是随时拿在手的，随时随地随人，他都要拿出来量他一下。

蒋介石败退台湾，“患难之际见真情”，胡适愿与蒋介石同进退，共荣辱，虽然他婉拒了蒋介石递过来的“行政院院长”一职，但他又向蒋总裁抒情：“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我胡适“与蒋总统站在一起”。蒋胡私交不错，也不浅。

傅斯年与蒋介石私交也不浅，更不错，傅公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但对蒋委员长是“绝对信任”的。他从不以“堂哉皇也”来量蒋介石，因由或是根植于“绝对”两字。胡适不一样，胡适不“绝对”信任领袖的。1951年5月，胡适给蒋介石上了一封四千言书，其中一节是：

“今日似可提倡实行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单是这句进言，或刺耳，或还是泛泛谈，对事不对人嘛。后面几条建议，可就生猛了：“1、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职务。2、由蒋公老实承认党内各派系的存在，并劝告各派系各就历史与人事的倾向或分或合，成立独自的政党。3、新成立的政党应各自立纲领，各自选举领袖……”

心底同样持有一把民主尺子，傅斯年是有量有不量，胡适是量所当量，无所不量。蒋介石仓皇辞庙日，胡适也愿不离不弃。但胡适并不因为私交而废公尺，对蒋介石不民主搞独裁，并不客气，指名道姓，直接叫他下台。后来蒋介石要无限次地连任“台湾总统”，胡适也是毫不客气地跟蒋介石叫板。

1951年6月，台湾《自由中国》11期发表了题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文章痛斥台湾保安机构为谋取破案奖金而搞“钓鱼执法”，雄文一出当局惊，磨刀霍霍，要向《自由中国》开刀。杂志被吓大了，四处奔趋豪门，求爹爹告奶奶，求告“大人大量”，放过其过。作为交涉，《自由中国》在13期再发表《再论经济管制措施》，歌颂“钓鱼执法”好，就是好。

胡适是这杂志发行人，他读了两篇文章，立意截然相反，立刻从美国写信给雷震，要辞去发行人一职：“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表示我一百分赞成《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评；二来表示我对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

君或见胡适的骨气，我却见。若说蒋介石是君主，而雷震呢，当是朋友。对君主，胡适不客气，坚决抵制其做派；对朋友，胡适不姑息，不惜与之撕裂。在胡适这里，只要事情不合其心中价值观，不管这事之事主是谁，他都要用尺子来量。

古人对搞评论，有两条律则，一是知人论世，一是论从史出。好多人搞歪了。知人论世变成了以人论世，最糟糕的是论从人出。拜服在“吾皇”之下，见着“吾皇”那红屁眼，也曲为颂歌谓是“后庭花”，因为搞的是“以人论世”，故而其自诩论从史出，那史纵不可疑(可疑的可多呢)，也是多有择事。其论，人服否？其论越多，越让人不以为然。

搞评论，除知人论世外，除论从史出外，还得加上最最重要一条：论从尺出。对任何人，对任何事，都当以一把尺子量到底。如胡适，以民主与自由论人，并不搞双重标准，其所论，也就让人心头服气。胡适其他方面，未必完美，如以文学来论胡适，可稍息；以思想原创性来论胡适，可稍息；但以民主与自由理念来论胡适，武官到此下马，文官到此下轿，下轿下马后，都得：立正。

在论从尺出上，胡适本身是一把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