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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天津爆炸特稿：外部零件

如果把天津港当作一台庞大的机器，他们不过是外部零件。

“解放军”是在2014年12月来到天津港消防分局四大队报到的。他22岁，是个安静又略显木讷的人。就是那个12月，他才结束了2年的义务兵服役，在河北蔚县的老家只待了14天，就辞别父母前往天津。咋不多歇几天？他父亲杨杰说，“部队里教育的好，脑子里就是为人民服务。”儿子很快融合进新环境，他在电话中笑着告诉父亲，大伙儿给他起了外号。

在消防四大队之外，“解放军”的名字是杨伟光。但在队里谁都叫他“解放军”。几乎每一个人都不喊身份证上的名字。外号为“二炮”与“武警”的两位队员也是老兵，显而易见，他们分别曾在二炮与武警部队服役。壮硕的大块头薛宁被叫做“大头宁”，而另外一个尖嘴猴腮身材瘦小的队员，理所当然被叫做“猴子”。用同宿舍睡在杨伟光隔壁床的那个外号叫“大帅”的河南人的话，“刚进来都不熟，记名字不好记，叫这个简单。”

“解放军”来天津港正是“大头宁”介绍的，他俩家人曾在蔚县县城租同一套房子，给小孩上学——村里没学校，只能来县城。队里人最多的是来自蔚县农村，“大头宁”至少介绍了两三个人，那两三个人又介绍了更多的人。“大头宁”来队已经2年多了，但他比“解放军”还小了4岁。消防支队门槛低，超过16岁就可以报名。四大队总共30多号人，不少是十几岁的孩子。

兄弟

如果你有机会和消防员相处一会儿，你会发现，他们提及彼此时的称呼永远是，“我们兄弟”。执勤队长魏俊兵不到30岁，已经在队里干了五六年，大家都叫他“大哥”，“因为叫队长显得生分”。“大哥”一家三口人都住在消防队宿舍里。他的孩子刚学会走路，队员们训练时，他在附近咿咿呀呀地走来走去，很可爱。大家都喜欢逗这孩子。

消防队员之间的情感建立在那种朝夕相处的集体生活里。在火场里出生入死以命相博，固然是最动人的故事，但那种极端情境并不常遭遇。真正让他们产生深切联系的，是宿舍、操场、日复一日的训练，以及那个需要请假才能迈出去的驻地——请假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像住在一所没有寒暑假的男校，一群年龄相仿的青年接触不到外界，7*24小时都泡在一起，那种感情可能只有他们自己才理解，意味着什么。

“解放军”将很快适应这里的一切。作息与纪律与部队接近，身上不能有刺青与饰物，理发由队内统一安排。被子要叠成豆腐块，自己手洗衣服，每晚10点熄灯，禁酒。一般情况下，队员们不到六点就起床。他们会在消防站外的跃进路，跑上3公里。如果赶上冬季的大风天，就改在车库里热身。然后回房洗漱与收拾内务，7点半吃早饭。

但接下来的内容，对于“解放军”就是全新的了。训练前首先要做的是，爬上消防车检查。固定炮、移动炮、大锤、丁字镐、铁锹、多功能水枪、直流水枪、泡沫吸管……所有的设备，都要看一遍，熟悉位置。正式训练项目繁多。体能是最基础的，消防相关的知识与技能——从如何判断火情到持枪姿势，从破拆技术到攀爬本领，都要一一学习，光是战场手势就有10种之多。哪怕一些看似简单的技术，熟练掌握也不易。像打水带，基本操作半天就可以学会，但要实现考核要求，12秒完成打三盘水带，至少要练上半个月。不仅要动作快，水带还要直，否则影响出水。新人要接受3个月的培训，才有资格出警。

那些热血男儿电影中才有的场景，有时也会在集训场出现。夏天的太阳特别毒的时候，其中一个训练项目是，在高压水枪射击下，做俯卧撑。耀眼的阳光下，白花花的水柱射向黝黑的肌肉，这是新人必过的一关。老队员都在旁边幸灾乐祸看着。据“二炮”回忆，每一个接受挑战的人表情都很痛苦，但结束之后，“感觉挺爽。”

中午的短暂午睡后，训练在下午2点继续。直至近5点时，一天的训练才结束。

但一些荷尔蒙旺盛的小伙子，会选择在晚饭后加练。彼此的较劲也常常发生。在四大队，外号“大头宁”的薛宁被视为体能之王，几年前他刚入队时还有些虚胖，但现在他壮得像一头牛，没有不擅长的项目。推杠铃时，他会态度很横地挑衅周围的人，“我一口气不歇能推50个，你能推多少？”队里能跟他有一拼的，唯有张梦宇与蒙占利。三人都是班长，担任一号枪主射手。相对来说，主射手需要体型较壮，否则顶不住水压的后坐力。

“二炮”也曾遭遇过“大头宁”的挑战。他指着双杠问，“你做过吗？咱俩比比。”“我没做过。”二炮回答他。他硬着头皮上，结果一个臂屈伸都没完成。他休息了一会，琢磨要领，再上去就做了8个，第三次，他做了将近20个。然而“大头宁”上场时，所有人为之折服，他连续做了50个。

“挑衅归挑衅，不过完事也就完事了。”“二炮”后来说。

天津港消防局总共有六个大队，每年组织不同的竞赛，四大队曾是2013年篮球赛的冠军。2015年轮到队列比赛，“解放军”、“二炮”这两位职业军人派上了用场，他们负责带队训练。结果差强人意，四大队夺得了第二名。

驻地里有个露天球场，有些人会打打篮球。宿舍五楼有乒乓球台与台球桌，但一般不许去，一是怕楼层太高听不到出警的哨和铃声，二是领导在那里，怕影响他们休息。

他们懂得寻找乐趣，不放过每一个恶作剧的机会。最常见的一个整蛊方法是，两个人分别拽一头，把被子像绳子一样拉成死结，而被整的那个人，很费劲才能打开。谁都中过招。另一件乐此不疲的事情是，抢夺电视房里有限的椅子，需要找个借口（比如“指导员找你谈话”），把人支开。登高车车库旁有小块地，他们种上了韭菜。他们还建了个30多人的QQ群，没有领导，天天在里面吹牛、讲笑话。

《中国好声音》在每个周五播放时，大家会一起聚到电视房。他们一边看一边吃零食，但不能嗑瓜子——因为难打扫，唯有过年时才得以解禁。而在这个时候，“大头宁”会变成一个活宝儿。他叫喳喳地猜个不停，赌哪个导师转身，或者选手选择谁。他丰富的表情，再配上蔚县口音，产生一种特别的喜剧效果。

电视房的另一个功能是游戏房。队里十几个人有笔记本电脑，他们将其搬来，联机打网游。《穿越火线》、《英雄联盟》、《地下城》，这么几个游戏，来来回回打。

“解放军”与“大头宁”虽然来自同一个地方，但性格截然不同。他态度谦卑，不爱说话。队里大多数人抽烟，他不抽。他也不参与打牌。他自小就喜欢看书，外国冒险小说。周末队里不许破坏内务——但没有谁会严格遵守，只有他最老实，小心翼翼，绝对不碰被子，床单保持齐整。

而他最特别的是，每晚7点收看新闻联播，这个习惯来自于部队生活。最开始，“二炮”也有这个习惯，但他很快为其他事所吸引，不再看了。一些新人出于无聊，也会偶尔跟着看，但“解放军”目标明确，每晚那半个小时，他永远雷打不动地在坐在电视机前。

即便他不常发表对国家的看法，还是很容易让人察觉到他是一名爱国者。当新闻联播播放其他国家的仪仗队行进时，他点评道，“还没我们走得好呢”。语气里透露着军人的自豪感。

困境

他们聊天时，会谈起自己的老家。而每个消防员都说自己的家乡好，“都说这边不知道玩嘛，在老家才玩得开”。来自蔚县的人最多，他们会说起上山下河以及“去县城的KTV嚎”的经历。

家乡并没有那么好。蔚县是国家级贫困县，除了煤，几乎什么都没有了。“镇上的壮年男人基本都是外出务工，进建筑队,卖苦力挣钱。女人在家带孩子。老弱病残靠天吃饭。镇上的单位招人，基本是官二代或关系户，和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一个蔚县人曾如是描述他的家乡:“上面的好政策基本到下面就没有了。儿童失学严重，现在连初中毕业的人都越来越少了。破旧的大街上，臭气熏天。”

杨伟光很早就懂得生活的艰难。他母亲做过两场大手术，长期身体有病。2011年，父亲带着母亲去北京看病，除此之外，父母从就再没迈出过河北了。

家里有三亩地，母亲务农，父亲杨杰在矿区挖煤。杨杰自己的过往也并不美好，“我三岁母亲死了，三十岁父亲死了，坎坎坷坷都经历过了。”而从前年开始，煤矿的效益也在大幅下滑。以前每月能挣四五千，现在最多只有两千出头。他有着深深的眼袋，眼球略微鼓起。甲亢一直困扰着他。

但他有个好儿子。每天晚饭后，儿子的来电总会响起，聊上十来分钟。问及父母多，谈论自己少。“电话费挺贵的，没事别打了，挂掉吧。”杨杰对儿子说。队里每年有2个月年假，杨伟光两次请假都是为了回家。一次是除夕前，另一次是七月回来给母亲过生日。

部队服役时，杨伟光的收获是连续两年的优秀士兵证与一次引为谈资的甘肃军演经历，但经济上却帮不了家里什么忙。但到了消防队后，他的工资涨得很快——体能考核成绩决定了工资涨幅。到2015年8月，他的工资已经达到了3500元。每月中旬发薪，他都会马上给家里寄回2000元。

对于消防员这份工作，毫无浪漫意味可言，那些赴汤蹈火、奋勇当先之类的激昂说辞，都是在英雄产生之后才生效的。这份职业对这些农村子弟来说,只意味着讨生活。而当他们谈及为什么来到这里，也不过是一些简单而直白的理由：“想锻炼锻炼自己”；“一听感觉挺好的，啥都不了解”；以及，“退役军人跟这个社会基本脱节了，只能说这个工作是比较适合我”。

没有任何人说想做救火英雄。那部谢霆锋主演的名为《救火英雄》的电影，他们听都没听过。

绝大多数时间里，平淡多过波澜壮阔。与正规消防武警官兵比，他们工作要轻松得多，只需要对天津港内负责，平均一个月救一两次火（一位北京的消防兵说，他的消防队一年内出警至少1000次）。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专业。消防车辆是德国进口的，人手一套防化服、隔热服。重型防化服重达20余斤。他们甚至会去到港口企业，给企业消防队做灭火、打水带以及集体操的示范表演。

每逢新丁进来，老家伙们总会对他们说起2013年底，那艘停靠在港口的朝鲜货轮的着火。毕竟，那是最大的一场火了——其他时候应付的不过是垃圾桶或者车辆着火。“大头宁”从火场抬了个煤气罐出来，因此获得了1000元的奖励。他捐出100元，让厨房得以提高经费做了顿好菜，包括一大盘的红烧排骨。

而这已是队史上的最高奖励，与最棒的谈资了。国家级勋章离他们太遥远了。死亡也一样。根据公安部数据，最近5年全国牺牲的消防人员达144人。这个数字对他们不起作用。年初哈尔滨大火，有几位消防员伤亡，他们在电视前看着新闻，更关心的是救援技术细节，而不是恐惧。

他们其中一些人纠结的，反倒是另外的事情——出路与未来。

天津港是历史遗留物，行政上独立于天津市，但它是国企，其公安局的民警不算公务员，而是企业人员。而消防员处在更低的序列上，他们属于劳务派遣。大队长和指导员都是公安局派来的，劳务派遣工永远无法转正，最高位阶是做到执勤队长。他们一进队就清楚这一点。

如果把天津港当作一台庞大的机器，他们不过是外部零件。尽管很少人嘴上说，他们肯定是向往编制身份的。5月时，“大头宁”的QQ相册里，出现了一张他穿着警服的样子，还有一张铁手铐的特写照片。其实，这些都不属于他。当时航运中心搞活动，他不过是被调去协助维持秩序。

公安局时不时会抽调消防队员们干些杂活。“大帅”也领过任务，不过远比不上薛宁穿警服那次光鲜。前任公安局长董培军去世，小区里的花圈摆得到处都是，怕影响不好，四大队派了5个人去打扫。他们穿着训练服去的。

即便是这个活儿，队里也抢着去。不仅是因为干完活有冷饮喝——驻地只有热水炉，更是因为这是难得出去转转的机会。队里的生活单调而封闭。平时不让出去，周末可以请假一天，也只有少数人轮得到，大部分人仍需要留守。队内有个小卖部，定点才开放，售货员由队友临时担当。

要是遇上五一、十一这样的节日，以及开两会这样的大事件，请假就变得几乎不可能（队里少不了抱怨，“两会在北京，这里又不是北京，关我们嘛事”）。农历新年本应是家家团圆的日子，对于消防队员来说却是奢望，那段时期是火灾高发期。除夕之夜他们在电视房开了个小型联欢会，然后把一挂鞭炮揪成几截，分给各个班，点燃后丢到垃圾桶响几声，图个喜庆而已。

某种程度上，他们像是困在了这里。成长空间有限，生活一成不变。由于难以接触外界，找对象都成了一大问题。好在这里不是部队，去留凭个人意愿。但一提到辞职，有人又打退堂鼓了，“外面工作还得拼，这里毕竟属于政府部门，不会辞退，还管吃管住。”有人又说了，“外面开销大，但挣得也多啊。”这样的讨论进行过多次。

在这个小群体中，首先离开的人，是“二炮”。接着，“大帅”在4月底辞职。张梦宇也考虑过走，但他只有小学学历，又是单亲家庭的孩子——“每个月的工资都交要他妈妈的手里”，他觉得还是谨慎，选择再观望一阵。

杨伟光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从未表达过辞职意愿的，他似乎极其热爱这种严格规训的生活，部队的日子得以接续下去。

“你看‘二炮’想法比较多，说出来就出来了，不在乎”，“大帅”说，“‘解放军’的思维就太僵化了，一点不敢出来闯。也不是说单纯，就是死心眼。有可能在部队待久了。”

“大帅”现在的工作是外卖送餐员。他是所有员工中最勤奋的那个。整个七月他上满了所有的晚班——一半都是他自愿的。他因此挣了七八千块钱，远超他之前的月薪3200元。但他依然觉得目前这份工作自由，因为除了饭点，他都可以自行支配。在消防队时，他曾是个游戏迷，但现在他不再打游戏，说来奇怪，离开封闭的环境，那种对游戏渴望，突然就消退了。

他想着他的兄弟们，但对消防队的生活毫无留念。“天天训练，但没有紧迫感。好多人都在那里待废了吧。说难听点，没有那种拼搏的劲了。”

也许，这些不过是气话。因为这番话，是8月12日那场毁灭性的爆炸之后说的。他几乎所有队内好兄弟，都在那个现场。

小孩子

“我会不会死啊，姐姐。我还不想死。”

刘天雄记得非常清楚，2年多前，贾乃源对姐姐贾月说的这句话。他病了，低烧了好几天，却查不出具体的毛病。“真是个小孩子。”身为姐夫的他心里只觉得这个小舅子又好笑又可爱。那是2013年初，贾乃源刚去天津港消防队。他初中毕业还不到半年，才16岁。

2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孩子已经在今年4月提拔为班长。不久，他给姐夫发了张照片。他应该在训练新人。几个人抬杠，而坐在上面的那个满脸得意的瘦高帅小伙儿正是他。“有一些炫耀性质。可能还是会体现出他是个孩子。”刘天雄说。

姐姐贾月与弟弟贾乃源都属牛，姐姐大了他一轮。姐弟俩感情非常好，见面了就打闹个不停，刘天雄却总感觉自己长了贾乃源一辈儿。

姐夫与小舅子最初的接触并不愉快。那时刘天雄与贾月还在谈恋爱，去天津郊区拜见他未来的岳父母，贾乃源却俨然成了姐姐的监护人。“你准备要花多少钱娶我姐姐啊？你准备买什么车啊？你对我表示点什么啊？”他一副审讯的姿态。“这孩子有点‘嘎’（淘气捣蛋）。”刘天雄心说。

围绕着同一个女人，两个男人慢慢磨合。头几年，刘天雄感觉贾乃源并不愿意和他多接触，但婚后，这种情况得以改善。特别是最近半年，小舅子会在放假时来姐夫家，就睡在这里。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了。不久前，他告诉姐夫，队里要评级了，评上的话工资能涨500块。“你评上了，对我有啥好处吗？”刘天雄逗他。

在家人的意识中，贾乃源的工作并不危险。“就认为他给人打打下手，搬搬物资，维持维持秩序。他说他去灭火，我觉得可能就是拿着灭火器，没有消防车。”刘天雄说。

他总觉得贾乃源的工作不太正式。“要不你来我这吧。”他是个地产销售经理。“姐夫，能挣多少钱？”小舅子问。“这个不一定，一个月可能会挣到一万、两万、三万……”小舅子的眼睛亮了，他表示很羡慕这个收入。但他还是喜欢消防员的工作，“我觉得在这儿挺好的，以后再说。”

贾乃源爱笑，但他不爱说，更极少谈及自己的工作。当家人问及队内生活，他总是回答“挺好挺好。”他从不抱怨。有一回刘天雄和他开玩笑，拍了下他的腰，他“哎呦”一声，表情痛苦。追问之下，他才说攀爬训练时，把腰给扭了。另一次，刘天雄看到他手臂有一些疤痕。“没事”，贾乃源并不在意，“训练时弄的。”

但训练场上不畏伤病的战士，却害怕吃药。不久前，他又去姐夫家借宿，隔天生病了，医生开的藿香正气水，他觉得难喝，坚决不喝。刘天雄哄他，“你喝一瓶我喝一瓶。”他当真陪着小舅子喝了下去。

贾乃源喜欢涮羊肉与膨化食品，喜欢打篮球与乔丹鞋，喜欢漂亮的皮带、牛仔裤与钱包。提到这个“很嘎”的小舅子，刘天雄总是笑，也许贾乃源不高兴，但他仍然习惯用“小孩儿”称呼他。贾乃源是天津港消防队的一员，队伍里永远不缺十几岁的小兄弟。

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与欲望。19岁的苑旭旭的梦想是成为职业赛车手。担任班长的王俊希望出国旅游，一直以来，他很努力地在学习英语，天天捧着书背单词。薛宁想学车，杨伟光则想着给母亲买部新手机。

张梦宇想读大学，他只对很亲近的人谈过这件事。但很快，他又否定了自己，“不行啊，家里边谁养呢。”母亲在河北农村的山上种板栗为生，每年秋收，他都会回家帮忙。今年如是，他早早请好了年假。

有些愿景看起来在接近，实际上却变得遥远。对于苑旭旭来说，他每过一个生日，就有了更多积蓄买下一辆摩托车，但这也意味着他将步步深入成人世界，职业摩托车手不是一个现实的选项。而另一些愿景却咫尺可及，王俊的护照已经办下来了，杨伟光在电话里对母亲承诺，“等这个月开支了，我给您换个手机”。

贾乃源说过两个愿望，一个是开卡丁车，一个是蹦极。8月初，姐夫带他完成了一半。他俩约好，下次一起去蹦极。

那场爆炸打断了这一切。

英雄

贾月与刘天雄在13日凌晨的睡梦中接到爆炸消息。他们看到了爆炸的视频，一下子就清醒了。他们赌的是，贾乃源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火场。

他们没有赌中。

这是建国以来消防员伤亡最为惨重的一起事故。而在总计104位遇难与失联的公安消防人员中，天津港消防员占了80位。五大队派出的连同贾乃源在内的25名消防员，无人归还。四大队距离爆炸点最近，打头阵的那辆消防，因为水用光去补水，逃过了最致命的冲击，除了司机员罹难，另外五位消防员虽身受重伤但得以存活。然而已是仅有的幸运了，一街之隔的四大队宿舍楼，都炸得只剩下框架。

这场牺牲缘于权钱勾结、体制腐败，也可能是失当的指挥。爆炸原因与指挥细节，政府至今公布的信息极为有限。对于因喷水在化学品上导致爆炸，公安部官员予以否认，他指出用水只是为了冷却。无论如何，一个清楚无疑的事实是，消防员们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他们因为履行职责而死。

每一天，都有确认死亡的消息传出，未确认的，则在失联名单上。这过程漫长煎熬。家属从各地赶来，被安排在宾馆住下。那里每天被嚎哭声装满。当听说有一位无法确认身份的重伤者被发现时，贾乃源的家人往那家医院跑了三趟。其实头一回隔着玻璃看，就足够排除可能了，体型完全对不上。但担心“老人太伤心，看得不仔细”，之后又跑过两趟。直到第九天遗体确认。

刘天雄瞒着所有家人，去殡仪馆看了。他当场被击溃，落下眼泪。他那个阳光、帅气、“有点儿嘎”的小舅子，就戴着帽子，裹在消防队的冬装训练服里。刘天雄看着他的脸，已经认不出了。

报告上是残酷的六个字：高腐、碳化、尸块。

经过爆炸与高温炙烤，许多遗体并不完整，且碳化严重。有一个消防队员，被炸成了三个部分。

他们与那个来自于农村的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体一样，总是与种种刻板印象或者联想拴到一起。从拖欠工资到春运的绿皮火车，从矿难到杀马特（低端理发馆的一种常见发型），从东莞制造到王宝强……但是那场自事故之后，他们与另一个可能高过以上这一切的称谓联系在一起：英雄。或者，烈士。

他们是英雄，但也是受害者。这场事故给他们家庭带来的伤害永远无法消除。最初几天，家属们发现自己的孩子失去了所有消息，官方公布的伤亡名单上没有这些编外人员。他们一个医院一个医院地寻找，用最艰难的方式，慢慢地拼凑起那晚发生的事。如果不是8月15日，一些家属在新闻发布会的场外打出“还我儿子”的横幅——这个举动被某些官员描述为“冲击发布会”，“严重抹黑了天津的形象”——终于让公众注意到了这个群体的存在，否则他们的寻找过程可能会有更多挫折。当李克强总理面对记者说“英雄没有编外”，差别待遇的问题解决了，但不变的事实是，孩子永远走了。

许多家庭都说，宁可不要烈士称号，不要任何褒扬与那230万元抚慰金，让他们的孩子回来就好。贾乃源的父母每天都在哭。家里的许多物件都是儿子添置的，睹物思人。营养口服液、饼干，这孩子每次回来都拎着东西。56寸的电视是他和姐姐贾月合买的，姐弟俩一人出一半钱。冰箱则是他独力买下，因为旧的还没坏，新买的这个就没开封。还有电动足浴盆，是给父亲的生日礼物。

“这一点他又像小孩了。”刘天雄说，“足浴盆最早是我们提的，他来刺探消息，你们想买什么礼物啊。然后他说，你别买，这个我买。”

“这孩子留给二老的，只有这断断续续的十八年了。因为从16岁起，他已经去上班了。最后的两个年都没在家里过。”刘天雄记得，前不久小舅子还兴奋地跟他说，队里特批了，明年春节允许他回家。

整个蔚县，至少有11个家庭的儿子牺牲于火场。杨杰是在8月23日得到了儿子杨伟光牺牲消息的，比薛宁一家迟了5天。曾住在同个屋檐下的两家人没有太多交流，只有互相的一声普通问候。

他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恨。忆及一生，这位老矿工都没和任何人发生过什么冲突。“我的出发点不是说升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就是娶个媳妇，生个孩子，把后代延下去，农民的想法就是这样。”

对于那股将他儿子带走的黑暗力量，他有时也琢磨，究竟是什么。但他也知道，想太多没用，“政府已经出头，成立了一个专案组，肯定会给说法。”

与许多回避媒体的家属不同，杨杰并不拒绝采访。他只是担心，外媒拿他的话掐头去尾，去攻击政府。他对未知来电保持警惕，有自称记者的人问他对于河堤死鱼的看法，他回答得很坚定，“死鱼根本就跟水质没关系，国家也有检验报告了。”还有人问他是不是炸死了上万人——这个提问显然背离了专业水准，他很不满，“你是哪里的记者，你是不是**功？”

“政府对我们挺好的，现在只能等（赔偿）了。这也是一场意外，从国家领导来说，也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他说。本质上，他与杨伟光是一样的人。“我儿子已经牺牲了，要是让他在下面不安，说爸爸给以什么名义对于政府不满，你说把我看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儿子当年参军时，曾把一些书留在家里。杨杰翻过。其中是一本是《活着》，那个故事的主角命运悲惨，他觉得他们是同一类人。但他也说，当时的社会和形势与现在不一样。

他写了一封感谢信，准备留给善后工作组，感谢国家、感谢政府、感谢人民，还感谢了留宿的宾馆。结尾是，“平安天津港，平安天津人民，祝你们幸福。”

再也没有四大队的合影了。队里的相机曾拍有一些照片作为资料留存，但随着爆炸，放在宿舍里的一切都毁坏了。“二炮”、“大帅”翻开他们的手机，给我看队友们的昔日影像。那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我注意到仅有的一个戴眼镜的人。他叫雷驰，看起来像个大学生。但关于雷驰的生活细节难以被还原了。最熟悉他的几个战友，和他死在了一起。

“我弟弟不孤单，地上和他一起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兄弟一起。天上他们还是一起。我弟不孤单。我所有的弟弟哥哥们都不孤单。”一位消防员的哥哥说。

“为他们的死感到不值。”一位离职的消防员对我说，“他们哪有什么青春啊？啥都没经历过就牺牲了。”

至于四大队的那个QQ群，变得死寂。绝大多数头像成了灰色。

“二炮”说，最近一次见到他的兄弟，是一场训练。他们随后谈起这一天过得怎么样，没什么特别主题。所有人都在，快快乐乐的，就像那场爆炸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在半夜惊醒，确定那是一场梦。他已经泪流满面了。那个跟他挑衅比试体能的“大头宁”，那个想把消防当成事业做下去的“解放军”，执勤队长“大哥”一家三口包括他刚学会走路的小孩，还有张梦宇、王俊、蒙占利……他们只能存活在梦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