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昨日，作为唯一申办城市，杭州获得2022年亚运会主办权。

　　明明是一条喜报，却被网友品出了“接盘侠”的孤独。亚运会曾是一代中国体育迷心中的情结，不少70后、80后仍能回忆起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盛况。相比之下，如今亚运会“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状况让人不胜唏嘘。

　　●冷战体育，中国曾联合印尼抗衡亚运会

　　1951年，首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办。1952年，亚洲运动会联合会吸收台湾当局为正式会员，中国政府和体育部门经多次抗议无效后，遂决定断绝与亚洲运动会联合会的一切交往。

　　特殊的年代，由于政治因素，中国被国际体育组织排除在外，中国无缘参加奥运会、亚运会以及几乎所有体育单项组织的比赛。

　　1962年，国际奥委会宣布不承认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的第四届亚运会，并在次年宣布不定期禁止印尼参加奥运会。为了摆脱国际奥委会等组织的控制和歧视，中国和印尼总统苏加诺在雅加达联手举办了新兴力量运动会。1963年10月下旬，中国派出“光华”号轮船，满载228名中国运动员和192人的艺术团以及搭乘该船的朝鲜体育代表团238人、越南体育代表团107人赴印尼参加新运会。同时，为防止台湾和美国海军在南海实施破坏，周恩来亲自部署并由海军参谋长张学思、交通部副部长于眉坐镇海南，于10月4日至12月10日指挥南海舰队38002部队为中、朝、越体育代表团实施往返护航。首届新运会共有51个国家和地区报名参会，4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代表，2200余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中国代表团共夺得金牌66枚，银牌56枚，铜牌46枚。

　　此后，为了安抚因参加新运会而被取消参加奥运会资格的国家，中国出面举行一些单项新兴力量运动会，并在1964年决定接替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举办第二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北京为此紧急开工修建一批体育设施，其中就包括首都体育馆。

　　1965年，印尼发生九三〇事件，苏加诺被推翻，苏哈托上台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敌视态度，退出了新兴力量运动会。1966年，中国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新兴力量运动会也成为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新兴力量运动会的缘起与中国和印尼的关系》）

　　●峰回路转，1990北京亚运会成展示改革开放中国的窗口

　　1973年，中国加入亚奥理事会，并于次年参加了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第七届亚运会。这是中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收获金牌33块，不及日本74枚的一半，甚至落后伊朗的36枚。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中国以61金的成绩力压日本夺得金牌榜第一，这是中国第一次在综合性运动会取得头名。

　　1983年，中国开始谋求办亚运。时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亚奥理事会体育运动会主席的魏纪中，回忆起当年北京申办亚运会时说：“那时候申办亚运会的政治目的大于体育。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融入世界，必须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打破封闭的状态。于是在1983年希望申办1990年亚运会。原来已经给了日本广岛，但我们说服了亚奥理事会，说服了广岛，把主办权让给我们。”

　　这项如今看来规模有限的赛事，当时却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首次操办大型国际综合运动会。那是一支开弓没有回头路的箭，必须拿下这一仗；倘若失手，那对整个国家、民族自信心的打击，是可以想象的。”

　　全国上下都为此付出了努力。北京亚运承办面临的最大困难是缺少资金。据相关报道，北京亚运会共需资金25亿元，可国家财力有限不能全部拨给，尚有6亿元的缺口。伍绍祖回忆说，当时亚组委就提出“节约办亚运”。亚组委官员做制服，100多块一套，副部级以上的干部都自己出钱，司局级出一半。

　　全民捐款最终成了“全民亚运”的最直接形式。二十几年过去了，如果问起很多人对亚运会最深的印象是什么，恐怕不少70后、80后会说：捐款。当时为亚运捐款已经成了荣誉的象征，举国上下沉浸在办亚运的激情氛围中。电视上不断播出为北京亚运捐款的感人事迹，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还发起了“寻找北京亚运第一捐款人”的活动。老太太捐出了自己攒了十多年的养老金；来自沂蒙山区26岁的农家子弟李贵兴，带着全家节衣缩食攒下的200元钱，啃着馒头就着咸菜，步行17天将这笔捐款送到了北京；有的单位为了完成指标，干脆就从一些职工的工资中直接扣除。全国共有1亿多人次捐款、捐物，捐了2.7亿元，山西省全省2700多万人，其中1000万人参加了捐款。全国个体户协会共捐款2050万元，建造了位于木樨园的“光彩体育馆”。

　　在“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的歌声中，北京亚运会开幕了。吉祥物熊猫盼盼和开幕式上“方方正正”的团体操都成为影响深远的文化符号。那部名为《我的九月》的电影就是当年全民激情的见证。

　　中国代表团要在北京亚运会上取得金牌榜和总分第一，这是中国作为东道主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汉城奥运会上表现亮眼的韩国没有形成对中国的有力竞争，中国183枚金牌成绩一骑绝尘。从此，中国在金牌榜上始终遥遥领先于日韩——两个东亚邻居金牌数相加，甚至只有一次能超过中国。

　　●眼界一开，2010年广州亚运会社会反响已相当平淡

　　有人说，举办了奥运会的国家就是过了成人礼。品尝过奥运会滋味的国人，对2010年在广州举办的亚运会兴趣索然。

　　不再需要通过大型赛事增强民族自信心，广州亚运会开始回归体育竞技本身。一个佐证是“志愿者”的心态变化。当年在北京亚运会担任志愿者的曹竞说：“那个时候能够从学校选拔成为北京亚运志愿者的学生，都像是学校里的明星一样，是那些没有入选的学生的仰慕对象。组委会为志愿者发的服装、鞋等装备，则成了校园里最抢眼的一道风景，成为每个学生最梦寐以求的物品。”

　　但到了广州亚运会，很多工作人员已经历过不止一次世界大型运动会的锤炼，与荣誉感和积极性相比，专业性更被在意。

　　金牌也不再让人兴奋。广州亚运会上，中国199枚金牌的新纪录反倒引起了不少质疑声。不少网友认为，金牌占据了惊人的财政资源，影响了全民体育的投入，也使体育产业的发展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精算时代，亚运会越来越难找接盘侠

　　杭州并不是亚运第一个孤独的承办者。广州申办2010年亚运会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当时，共有包括广州、吉隆坡、首尔、安曼四座城市提出申办，但在申办陈述大会前，其他三个申办城市相继决定退出竞逐。

　　2014年，由于“差钱”，越南宣布弃办2019年河内亚运会，这对亚运会的形象造成了巨大打击。

　　亚运会成了“烫手山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型赛会花钱越来越多。多哈亚运花了28亿美金，广州亚运会总投资1200多亿人民币，俄罗斯索契冬奥会花掉了500多亿美元。但从赛事的国际影响力、竞技水平和观赏性来看，亚运会又难以体现出与东道主巨大投入相匹配的价值。尤其在亚运会已经变成了中日韩“三国演义”的情况下。

　　不差钱的中国人也开始在意这笔账，舆论的心态在变化。南京市曾在越南河内放弃2019年亚运会主办权时表达过“接手”的意愿，但反对声四起。凤凰网组织过一次网络调查——“你如何看待南京官员表态南京有条件承办2019亚运会？”共有超过32万网民参与投票，其中高达85.82%的人选择“特别反对，接手越南烂摊子，劳民伤财”，更有高达93.88%的网民选择“不支持南京承办2019亚运会”。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办大型赛事最直接的实惠是可以带动城市基础设施的升级，比如北京三环就是为举办亚运会而修建。但在看到大型赛事带来收益的同时，人们也见证了城市为满足赛事需要付出的代价——交通、环境等资源成本；民众正常生活秩序被打乱的成本；甚至也包括潜在的社会风险成本。

　　对于已经见过世面的中国东部大城市来说，大型体育赛事的政治色彩已然退去，商业价值需要精算。有人认为，相比之下，西南、西北地区才更应考虑把大型体育赛事作为城市发展的抓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