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一些地方中小学开学同上“抗战公开课”。在课堂上，教师向学生们讲述了不少生动但鲜为人知的故事。

抗日“灯塔”延安还有一所日本农工学校

在延安举行的抗战公开课上，夏雷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了延安有一座专门招收日本人的学校。同学们好奇地发问：“延安为什么会有日本人学校？”

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八路军俘获的日军战俘开始增多。为教育感化他们，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设立一所改造日本战俘的学校。考虑到战俘大多出自日本平民家庭和农民阶层，自身也深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经过讨论之后，决定将之定名为“工农学校”。学校于1941年5月15日正式举办开学典礼，第一批入学的战俘有11人。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前方俘获的部分日军官兵被陆续送往延安。

夏雷讲道：“这些俘虏如何来处理？如何来解决他们生活方面的问题？是杀？是留？当时的日军俘虏也惴惴不安。”

虽然八路军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当时中共对日本工农学校学员按照军团以上干部待遇给予优待，伙食标准每人每月36斤细粮，3斤肉。曾在日本工农学校学习的日军战俘香川孝志在回忆著作中写道：发给我们的生活费每月3元，当时八路军排级干部每月只有两元。“因此，有的人在星期天就到街上去喝两盅高粱酒。”

日本工农学校校长由日本共产党人冈野进担任，为方便日军战俘的生活，中央选派了曾在日本留学的赵安博、李初梨来校任职。除了贯穿全天的学习之外，日本工农学校还建有图书馆、操场和俱乐部，丰富学员的学习生活。在这里接受改造的日军战俘香川孝志曾回忆，他们在学校玩扑克、围棋、象棋，甚至还打起了棒球。

到1945年抗战胜利学校被撤销，日本工农学校累计改造了约500多名日军战俘，先后有100多名学员从事敌后统战工作，或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由侵略者转变为反法西斯战士。

延安中学学生杨柳颖听完课说，自己虽然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但对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历史了解不多。老师的讲述让她知道，中国共产党以宽阔的胸襟、正义的力量感化、优待日军俘虏，日本兵因此从侵略者变成反战斗士，更彰显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和伟大。

是谁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在沈阳的课堂上，一首曲调凄凉哀怨，充满国破家亡悲愤的歌曲《松花江上》响起，把在场师生带回了那段屈辱的历史。

1931年9月18日22时许，日本关东军炸毁了南满铁路沈阳柳条湖段，并布置假现场，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并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驻地。

当时驻扎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620团，该团团长王铁汉说，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

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

王铁汉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命620团士兵待日军一走近就开火。

北大营一战，日军伤亡25人，我军伤亡失踪总计483人。“我们手上就几颗子弹都能打成这样，如果豁出去打，我们旅有1万多人，那几百个鬼子肯定被我们全歼！”王铁汉说。

“可以说，是王铁汉率部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在之后的抗日战场上，也能见到他的身影。”在场老师说。

东北育才学校学生叶宇晨说，通过学习我们了解到不抵抗并不是真的无人抵抗。面对侵略者的铁蹄时，不屈的东北军民敢于抗争，敢于担当，这种爱国精神和“宁可战到一兵一卒，也要坚守抗战到底”的抗争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们。

改变美国政府对中国印象的“八孔窑”

在延安中学的校园内，有一排条石砌成的石窑洞，被师生们叫做“八孔窑”，学生们大多知道这里曾是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的驻地，却对他们在延安的活动情况知之甚少。美军观察组是什么？在公开课上，教师夏雷准备的一段视频资料，让学生们了解到这段尘封的历史。

1944年7月22日，一家美军军用飞机在延安机场成功降落，从机上走下9名年轻的美国军人和外交官，他们就是美军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成员。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进行到最后阶段，为了更有效地协同作战，美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直接接触，于是在重庆、延安和中缅印战区总司令史迪威的三方协调下，这个代号为迪克西使团的美军观察组来到了延安。

从1944年到1947年3月，美军观察组向美方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报告，内容涉及边区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以及外交政策等，为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一手资料。

美军观察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1944年7月28日发回的第一份电报中，把延安描述为与重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有清新的风气，欣欣向荣的氛围；没有乞丐，没有人穿高跟鞋，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毛泽东甚至也可以走在大街上与普通老百姓聊天。

这些来自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的报告让美国政府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红灯笼也能成为“防空雷达”

在重庆66中举行的抗战公开课上，老师播放了一段1941年由美国人拍摄的重庆大轰炸的真实纪录片《苦干》，学生们对其中高高升起的红灯笼特别感兴趣，这些红色灯笼就是重庆战时的空袭警报系统。

当时的中国并没有掌握防空雷达技术。面对日军战机频繁的轰炸，1937年9月成立的重庆市防空司令部借鉴从周朝开始实施的“烽火台”体系，配备防空监视队、哨。他们在重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广阔区域，设立了由26支监视队、132所监视哨和1所独立哨组成的防空情报网。

悬1个红灯笼，是远在宜昌的监视哨发现日机，其航向可能是重庆，市民应预先准备或疏散；悬2个红灯笼，是万县（万州）监视哨发现日机，其航向是重庆，大约敌机1小时内将空袭，要求市民全部避入防空洞，警报解除前不许外出。

西南大学教授潘洵说，红灯笼成为抗战时期重庆人的共同记忆，也凝结了中国人的抗战智慧，有时，人们一天要跑两三次警报。警报解除，人们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补补，该工作就工作，该读书就读书。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一种绝不屈服的意志。

听了“红灯笼空袭警报”的故事，学生们无不感慨抗日军民的智慧和乐观精神。重庆66中学生郑剑锋说，本以为头顶轰炸，那时候的重庆人应该每天生活在惊恐中，但他们却能将跑警报当成一种正常的生活去规划，其中凝聚了中华民族绝不屈服的斗争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