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源在市场中逐渐优化配置，帕累托改善空间缩小，经济增长会逐渐放缓。但需要明确的是，经济下行或增速放缓，并不是经济负增长或经济存量减少，只是相对于过去的高速增长，增长速度有所放慢。2013年中国GDP增长率为7.7%，2014年为7.4%，2014年经济总量还是在增加，只是比2013年少增加了0.3%。这个增长率不仅远高于2014年发达国家的1.6%，世界平均水平的2.6%，也远高于巴西的0.1％，南非的1.4%，墨西哥的2.1%，俄罗斯的0.7%，以及按原统计方法计算的印度的5.5%。

如果居民收入与GDP的增加是同步的，意味着居民平均收入前年增加了7.7%，去年增加了7.4%。虽然去年没有前年增加得多，但还是在增加，仅少增加了0.3%。相同道理，经济增长率下降意味着净投资、消费、产出、就业都会增加，只是增加得比过去少点。也许我们看到有的企业订单下降，从而缩减产量，裁撤员工，甚至破产倒闭，减少了对钢铁、煤炭、石油、原材料及劳动等生产要素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必然会有一些新的企业出现，或者现存的部分企业在扩大生产、增加对劳动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需求。所增加的产出及对要素的需求肯定大于所减少的，否则就不会有7％以上的增长率。

如果市场是有效的，那么相对萎缩的行业必定是产品没有足够需求从而有过剩产能的行业，有更快发展的必定是产品需求旺盛的行业，如互联网、智能机器、新材料、服务业等。同样，同一行业中，管理效率低下，生产技术落后的企业，如果没有政府保护，必然会因耗费了更多的资源从而有更高的成本而被淘汰出局；管理有效，技术先进的企业则会以其成本优势得到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相对放缓的经济增长，其实更有利于市场的优胜劣汰，从而实现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

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可能更多来自于劳动力市场，人们普遍担心增长放缓会带来失业及就业困难。根据奥肯定律，在技术稳定的社会，经济增长与劳动就业存在一个稳定关系。如果经济增长率下降，意味着劳动就业的增长率也会随之下降，失业率就会相应增加。而失业不仅是劳动这个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更重要的是，劳动者家庭将失去由市场获取收入的来源，陷入贫困。加上劳动者本人的挫败感，甚至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各国政府都将降低失业率作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过去5年，我国大约GDP每增长10%，城镇就业率就会增长3.96%。考虑到技术进步对劳动的节约，这个比例逐年下降，2014年仅为3.78%。若按2014年的就业变动率/GDP增长率，今年若GDP增长7%，意味着需要增加2.16%的城镇就业。按2014年39310万城镇就业人口计算，今年城镇需有850万新增就业人口。

然而，在2013年中国劳动力人口达到峰值后，2014年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绝对数已经开始减少，比2013年少1512万人。我们不清楚今年到底新增劳动力会减少多少，如果保守点估计也减少1500万人的话，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整个社会将有近2000万劳动力供给缺口。因此，即使由于经济增长放缓，面临的也不再是就业压力，而是已有劳动力无法满足增长的需求。

城镇化，可以将已进城农民稳定在城镇，并促使更多的农民进城，从而扩大城镇劳动力供给。同时，劳动力市场的紧张，会推动劳动工资上涨。据报道，进入2015年7月以来，全国已有14个省、市先后宣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中北京将最低工资标准由每月1560元调整为1720元，增幅为10.3%，超过了GDP增长率。工资上涨，会吸引更多的农民进城，激励就业者提供更多的劳动。而且，更高的工资会提高工资/机器成本比，推动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以更多的机器替代劳动。智能机器人的热销、《中国制造2025》在某种意义上都在显示着这种趋势。

综上，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放缓，并未带来就业压力，政府应谨慎出台保增长、稳就业的宏观政策。当然，宏观层面劳动力短缺，完全可能伴随着某些地区、行业因劳动力过度供给出现失业、甚至是较严重的失业问题。但如前所述，这也必然有另一些地区和行业劳动供给不足，劳动力紧张。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相关措施，在微观层面促进劳动力在城乡间、地区间、行业间的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均衡配置。